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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威專家解讀共同富裕:著力消除代際固化,防止“脆弱中等收入人群”掉隊,建議加大財產稅等直接稅比重

      2021-09-01 10:07:39 來源:新浪財經 作者: 瀏覽量:754

       “共同富?!?、“暢通向上流動通道”、“三次分配”……

        在8月17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一系列將深刻影響未來中國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重要概念噴薄而出,瞬間成為整個輿論場最熱門的話題。

        會議指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與此同時,近日,中央財辦副主任韓文秀對共同富裕做了進一步闡述,強調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是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同等富裕。要繼續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兩件事情辦好,普遍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堅決防止兩極分化。

        一系列重要概念的提出,背后有著怎樣豐富的內涵?國家、社會乃至各類市場主體應當如何齊心協力來推進共同富裕?為了解答上述問題,《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近日對國內收入分配研究專家、浙江大學共享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實進行了專訪。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不讓家庭年收入10萬-20萬人群掉隊,

        給低收入人群提供住房等保障

        NBD: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在您看來,未來應如何從制度上保障中等收入群體的穩定?與此同時,我們又應如何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讓更多中低收入者進入中等收入群體行列?

      浙江大學共享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實

        李實:在我看來,擴充中等收入人群主要依靠兩個途徑:

        第一是穩定現有的中等收入群體,不至于讓一部分處在邊緣狀態的人群下滑。這里說的“邊緣狀態”,指的是這些人的收入水平在中等收入人群中偏低,他們屬于比較脆弱的中等收入人群。目前,這些人在中等收入人群中占有相當的比例。

        第二個途徑是讓部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有更快的增長,讓他們成為中等收入人群。

        不過,上述兩個人群有比較大的不同,因此要對這兩個人群采取不同的政策和不同的促進方式:第一個人群要穩定,第二個人群要增長。

        目前,中等收入人群的劃分方式主要考慮收入高低。按照國家統計局提出的標準,一般將2018年價格下家庭年收入(典型的三口之家)介于10萬~50萬元之間的家庭定義為中等收入家庭。

        但目前在這個人群中,相當于年收入處于10萬~20萬元的三口之家水平的群體,比重還比較大,這些人就是我們通常認為的“脆弱中等收入人群”。他們剛剛越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的收入分界線,如果遇到一些沖擊,比如自然災害、突然失業、疾病等等,就很有可能會滑落到低收入人群范圍內,甚至可能成為困難群體。

        對于這樣的人群來說,因為他們的收入相對不夠穩定,要保障他們收入穩定,關鍵就是:一要想辦法穩定他們的收入;二要穩定他們的就業;三要給他們提供更好的社會保障。

        具體來說,收入和就業的基礎是要保持經濟發展格局和宏觀經濟的穩定性。如果經濟能保持較高的增長,并且帶動就業增加,就會存在著對勞動力的更大需求,就可以保證相對的充分就業。對于中等收入人群來說,就不容易出現很多人失業的狀況。

        而在社會保障方面,為了防止出現“脆弱中等收入人群”因病致貧的情況,需要有健全的醫療和養老保障。

        同時,在脆弱的中等收入人群中,年輕人比較多。他們的需求更多體現在子女教育和住房等方面,如何能提供更好的保障方法,幫助購買住房比較困難的年輕人群體解決問題,包括解決子女教育問題等一些困難,在這些方面還可以有更多相關的政策。

        除了要保障比較脆弱的中等收入人群的穩定以外,更多的工作是要讓低收入人群能夠更快成為中等收入人群。

        低收入人群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群體,讓這些人群全部成為中等收入人群眼下還不現實。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能夠保持5%~6%相對穩定的經濟增長,并且能保持充分就業,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低收入人群成為中等收入人群,也就是依靠經濟增長帶動中等收入人群的擴大。

        近年來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況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我們還要考慮到,在低收入人群中存在一個收入相對比較高的群體,他們的收入已經比較接近中等收入人群的標準,一般來說,這些人群包括城市中的部分農民工以及一些新業態就業人員。不過,這類群體一般以年輕人為主,收入時高時低,相對不是那么穩定。

        綜上所述,我們要有針對性地促成這些低收入人群中最有潛力者躋身中等收入群體,為此要高度關注他們到底需要什么,來幫助他們實現收入的更快增長。

        這就需要我們更好地滿足這一群體的住房需求、醫療健康需求、教育需求等多方面需求,用一系列配套舉措促進他們的收入增長。

        比如說,這一群體普遍面臨學歷較低、技能較低的問題,就需要針對性地增加一定的培訓和繼續教育。

        暢通向上流動通道:讓父輩的收入和背景

        在一定程度上不會影響到孩子的收入

        NBD: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明確提出要“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在您看來,如何保證向上流動通道的暢通?未來又應如何擴展居民收入和財富上升的空間?

        李實:向上流動通道實際涉及兩個方面。一是進一步提高個人的收入流動性。

        在一個社會中,收入總是分層的,有些人收入高,有些人收入低,但一個比較理想的情況是:收入分層一直在變動。

        具體來看,很多年輕人剛剛進入勞動力市場時,收入沒有那么高,到了中年以后,收入就會相對比較高,到了老年收入會更高。與此同時,也有一部分人在勞動就業的前期收入相對較高,但在后期收入相對較低。

        從總體上看,社會收入的分層不應該固化,而應當處于相對流動的狀態。低收入人群也有希望成為中等收入人群甚至高收入人群,在一生中大家都有這樣的機會,這就表明向上流動的通道是比較暢通的。

        第二個方面則是“代際流動”的問題。所謂代際指的是父輩和子輩的收入是否存在很大的相關性。如果說父輩和子輩的收入關聯性非常強,父親是高收入人群,孩子也是高收入人群;或者說父親和孩子都是低收入人群,并且代代相傳,這就會形成代際不平等的固化,這也是需要避免的。


       數據來源:Wind

        一種比較理想的狀態是:讓父輩的收入和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不會影響到孩子的收入,也就是說代際之間收入不應有很強的關聯性。這樣一來,子輩的收入和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的個人努力和對社會的貢獻,而不是取決于父輩的收入水平和背景。

        如何才能解決上述問題?一個比較好的方法是能夠讓社會形成一個更加競爭的環境,人人都能有同等的發展機會。比如說找工作,大家同樣都靠競爭取得,誰更優秀誰找到工作,而不是靠背后的人際關系。一句話,要讓個人能力、個人努力能起更大的作用。

        同時,還要進一步消除人的能力上的差別,阻斷父輩的影響。如果父輩受過很好的教育,積累了很多財富,然后他們通過人力資本投資的方式將這種優勢轉移到子輩身上。這樣一來,子輩在能力上就有了很好的積累。當進入勞動力市場以后,這些家庭的子輩就有更強的競爭力。因此,我們要在人力資本投資方面更加公平,盡量追求人力資本的均等。

        這種公平不能依靠私人的人力資本投資,只能依靠公共人力資本投資,這主要涉及我們整個教育資源配置的問題。

        現在我們的教育資源分配還存在很多不合理之處,比如說城鄉之間教育資源的不公平,城市遠遠優于農村;城市當中的名校和非名校的教育資源不公平等等。

        這些不合理的結果,就是造成一部分人群沒有機會接受更好的教育,而另一部人群能夠通過各種父母背景等因素接受更好的教育。

        雖然說從高考制度上說,不存在什么人情關系的因素,但從現實的結果看,還是家庭條件比較優越的群體或者大城市的群體上優質大學的機會更高。這樣的結果就會造成代際流動性減弱的問題,對個人的收入流動性也會造成明顯影響。

        上述現象的存在,意味著我們要致力于人力資源投入的均等化,要實現同等和同質的分配。

        稅收調節收入分配:

        個稅調整空間不大,增大財產稅等直接稅比重

        NBD:很多觀點認為,稅收能在調節收入分配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在您看來,如何評估當前稅收制度對收入分配的調節?接下來如何才能使稅收制度在收入分配過程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李實:事實上,當前稅收在整個調節收入分配當中所起到的作用相對還比較有限。從我們的稅收結構上看,主要原因在于直接稅的占比比較低,間接稅的比重比較高。

        如果直接稅的比重比較低,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就會力度不足,因為直接稅在一定程度上說就是“累進稅”,收入相對高的人,就會繳納相對更多的稅,稅率也比較高;而間接稅對于收入調節的作用就沒有那么大。

        要改變這種狀態,更好發揮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關鍵是要調整直接稅和間接稅的比例,增加直接稅的比重,降低間接稅的比重,這是一個大的思路。當然,這方面現在做起來比較難。

        對于增加直接稅來說,目前在個人所得稅方面繼續下功夫,已經沒有太大的空間。個人所得稅的稅率之前已經經過調整,其征收的范圍大部分是工薪階層,無論個人所得稅怎么改,可能對調節收入分配的影響都不會太大。


      數據來源:Wind

        不過與此同時,要增加直接稅比重,比如讓財產稅等作為直接稅的部分比重增加,同時減少間接稅的比重,這可以在總體上使得整體企業和個人的稅負水平不至于提高。

        在這樣的基本思路下,一方面稅負水平不變,但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會有所增加。如果稅收結構能夠作出相應調整,就可以使得稅收在調節收入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三次分配重在“自愿”:社會不能有一種“仇富”的心理

        NBD:此次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提到了三次分配的概念。何為三次分配?相對于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在調節收入分配、促進共同富裕的過程中有哪些特點和優勢?

        李實:這次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提到三次分配,是把它作為總的收入分配基礎制度的一部分來考慮,這一基礎制度包括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

        會議更加強調三次分配,是因為之前對三次分配強調得不夠,而現在對三次分配更加注重,并將其納入國家整體的收入分配制度當中去。

        以前社會對三次分配存在著某些誤解。實際上,收入的三次分配和再分配之間比較大的差別,就在于首先三次分配不是由政府主導,而再分配由政府主導;其次,三次分配不是強制性的,它一定是自愿的;再次,三次分配不是政府施加壓力才出現的,一定是企業家或者高收入群體主動的行為。

        這些特點顯示出,三次分配的關鍵在于“自愿”和“主動”,而再分配也就是稅收具有強制性,企業和個人活動必須照章納稅,不存在“想納就納、不想納就不納”的情況。而三次分配如果違反了自愿原則,就不能稱為三次分配。

        當然,要自愿并且樂意開展第三次分配,需要我們創造一個更加寬松的有利于慈善事業發展的制度環境,讓富裕人群、企業家還有一些大企業能夠樂意做各種各樣的慈善和社會公益,這可能是下一步使得三次分配發揮重大作用的關鍵。

        具體來看,三次分配的具體形式主要體現在公益慈善事業上。對這項事業的發展來說,首先要有一個比較良好的社會環境和社會風尚,也就是認為做慈善是一個高尚的事情,不能有一種“仇富”的心理。

        在我看來,對于三次分配這項制度的健康發展來說,營造一個良好社會氛圍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各級政府也要有一種明確的態度,要大力促進相關社會組織的發展,然后以此為抓手來促進慈善事業的發展。要讓相關組織和事業在發展過程中得到政府積極的支持和鼓勵,政府也要在政策上對慈善事業的發展提供更多幫助,并起到一種引導性的作用。

        如果我們的社會環境不斷改善,我們的制度也能夠不斷完善,再加上相關的配套政策,中國的慈善事業就能有更大的發展,三次分配就會發揮更好的作用。

        共同富裕需防止農村成為“孤島”:

        推進宅基地改革等措施盤活閑置資源

        NBD:當前,我國脫貧攻堅戰已經取得全面勝利,接下來,我們應如何在此基礎上繼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實現惠及14億人的共同富裕?

        李實:如何進一步縮小城鄉差距,是一個比較大的話題。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還是要靠農村有更快和更高水平的發展?,F階段農村的發展相對城市來說還是比較滯后的,因此下一步還需要進一步縮小城鄉差距。

        現在的問題關鍵主要在農村,農村主要受到兩方面制約因素影響:一個主要因素就是農業發展,畢竟從各種層面上來說,不管怎么發展,我們都必須要保證糧食安全;第二個主要因素是土地,因為我們把土地制度的穩定性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這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農村的發展。

        近年來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況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土地本身可以創造更多的市場價值和經濟社會價值,因此土地如何進一步利用和配置,這是一個關鍵。

        對于農村來說,土地制度的進一步改革應該是作為下一步農村發展的先決條件,要把土地資源進一步盤活,通過一些制度的改革和政策的調整,讓土地能夠發揮更大的價值,這應該是農村發展的一個基本條件。

        現在農村有一部分資源處在閑置狀態,沒有得到充分的開發,也沒有得到充分利用,這就需要把農村各種各樣的資源進一步盤活,才能讓其發揮更大的作用。具體來看,這就包括宅基地的改革、集體建設用地的改革等。

        另外,農村之所以發展相對滯后,關鍵在于農村的經濟還是缺少活力,沒有和城市經濟或者全國的經濟之間形成一種相互融合、相互循環、相互促進的這樣一個關系。

        通俗地說,就是“資本進不去,人才不過去”。如果光靠農村現有的人力資源和沒有得到充分利用的土地,它的增長潛力還是比較有限的。

        農村要成為開放的經濟系統中的一部分,就意味著農村的各種生產要素必須和城市的各種生產要素進行對流、對接,這樣才能激發農村的發展活力。

        如果這兩者中間很多流動渠道都被切斷,資本不能下鄉,城里人不能到農村去進行土地投資,農村的發展就難以取得大的突破。

        怎樣才能打通農村和城市的要素流動,而不是把農村看成是一個“孤島”,這是未來相關政策需要著力解決的一個關鍵問題。

        NBD:對于中國推進共同富裕的進程來說,其他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有哪些經驗和教訓值得借鑒?

        李實:我們要特別注意吸取國外在這方面的一些教訓。

        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發達國家貧富懸殊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收入差距擴大,成為整個社會比較突出的問題,并帶來了社會撕裂等相關的后遺癥。

        這也提醒中國在未來發展過程中要極力避免這些問題的發生。對于我們來說,要從其他國家獲得一些可以借鑒的經驗,但更重要的是要吸取他們的教訓,避免走一些彎路。

        NBD:近日,中央財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韓文秀指出,共同富裕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同等富裕,不搞“殺富濟貧”。如何理解上述表述的意義和內涵?

        李實:共同富裕不等于均等富裕,更不是均貧富。一些人理解共富=均富,顯然是錯誤的。

        共同富裕是承認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承認不同程度的富裕。到了共同富裕社會,所有人都過上了富裕幸福生活,有的人生活水平是一般的富裕,有的人會很富裕。

        對未來共同富裕社會的這一構想,決定著我們實現共同富裕絕不能走“平均主義分配”的老路,更不能走“劫富濟貧”的歪路。

        記者手記丨實現共同富裕要更好發揮稅收調節及三次分配的作用

        最近一段時期,圍繞共同富裕的討論著實成為輿論場中最熱門的話題。

        如何理解共同富裕?這一概念的提出是否具有“均貧富”的含義?為什么說共同富裕需要三次分配……

        為了深入解答這些問題,近日,記者采訪到了國內研究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的權威專家——浙江大學共享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實。

        他向《每日經濟新聞》指出,共同富裕不等于均等富裕,更不是均貧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要更好地發揮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關鍵是要調整直接稅和間接稅的比例。與此同時,還要在自愿的基礎上鼓勵開展三次分配,這需要我們創造一個更加寬松的、有利于慈善事業發展的制度環境。

        可以預見,在共同富裕這一關鍵詞的指引下,我們將享有一種全體人民的富裕,而不是少數人的富裕;與此同時,也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雙重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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